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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考古初显尧舜时代的“天下观”

- 编辑:K彩 -

陶寺考古初显尧舜时代的“天下观”

  笔者曾在《“中”与“中国”由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18日)和《陶寺文化:中华文明之“中正”观缘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5日),对陶寺遗址与最初“中国”概念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随着陶寺考古发掘的新进展,笔者对相关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

图片 1图片 2图片 3 中华文明起源经历了多元一体化的过程,中华大地上的国家起源也同样经历了多元一体——从邦国到王国的过程。在公元前四千纪的后半叶龙山时代,中华文明的核心在黄河中游地区最终形成,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邦国开创了后来夏商周中原王朝国家的先声。 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得名,位于今山西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处,坐落于太岳山系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塬大缓坡上。遗址面积300余万平方米。1978—1985年,陶寺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确立了陶寺文化(前2400—前1800),早期王族墓地的发掘揭示出阶级对立的特征。 1999年以来,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先后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初步了解近50万平方米的早期城址、超过280万平方米的中期城址,并发现了晚期城址的一些线索。从都城微观聚落考古的角度,初步探明了宫殿区、王陵区、下层贵族居住区、祭天及观象台礼制建筑区、祭地礼制建筑区、政府管理的大型仓储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农业人口聚居的普通居民区等,充分表明了陶寺遗址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都城性质。 据塔儿山两侧、汾河以东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调查结果初步判断,陶寺文化遗址群以陶寺都城为核心分为南北两大群,拱卫陶寺都城京畿。南北两大下属分布区各有百万平方米以上的地方中心聚落统领,而这些中心聚落是由自上而下的分支的行政派出模式发展起来的,并且发现有驿站型微型遗址,表明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的存在。在陶寺遗址晚期,出现了扒城墙、毁宫庙、捣王陵的政治报复行为和政治复辟现象,更加凸显了陶寺遗址的都城性质和陶寺文化的国家性质。 聚落形态考古资料证明了陶寺文化国家社会的物质文明发达程度,而相关的精神文化考古资料则显示出陶寺文化与国家社会相匹配的精神文明所达到的当时最高水平。陶寺观象台通过1个观测点、12道观测缝与东南7公里远的塔儿山山脊线,构成一套完整的列石观测仪器。除了通过观测日出确定20个节令的纯阳历历法之外,还可以观测16年一周期的月出最南和最北点,以预测月食,将“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科技软实力与宗教权力相结合,牢牢地掌握在邦国元首的手中,成为王权中非常重要而实用的软实力之一。 而陶寺早期官僚墓中出土的木立表和中期王墓IIM22漆圭尺构成一套完整的圭表测影仪器系统,以圭尺第11刻度1.6尺理论夏至影长,对外宣称陶寺为政治话语霸权层面上的“地中”,陶寺观象台如同距今4100年前的“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使得陶寺城址顺理成章地成为“地中之都”,居住在其中的邦国元首自然“王者居中”以垄断与上天沟通的唯一通道,进而使得陶寺文化所代表的邦国成为“中土之国”,开创了“中国”最初始的意义。 陶寺圭表还可用于大地国土的测量,以陶寺城址“中表”为中心基点,按照陶寺城址的经纬线作为测量基线,对陶寺所在的东亚大陆的东西南北四至进行夏至晷影测量,以确立陶寺文化的四表。东表起自今山东的胶南市海滨,西表至叙利亚地中海东岸,南表起自今广东阳西县海岸,北表止于俄罗斯拉普捷夫海南岸。陶寺四表之间的距离同《淮南子》等先秦文献记载的“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的数据误差约6%—7%,可以说相当吻合。 由此可见,文献所谓上古时期尧舜的文德披于四表、格于上下、北及幽都、南至交趾、东起嵎夷、西至流沙,并非都是无稽之谈,很可能是当时科学测量的结果。当然,陶寺国家领土实际控制范围仅限于晋南地区,陶寺四表所标定的四海之内的“表里河山”,只是陶寺元首们诗意般的理想蓝图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陶寺邦国已经存在领土概念,而且可以用圭表实际测量与确定出来。 基于此,圭尺作为王权的象征物——权柄,被元首所垄断,下葬于王墓IIM22中,被先秦文献描述为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时的谆谆嘱托“允执其中”,并被清代帝王制作成“允执厥中”牌匾悬挂于紫禁城的中和殿正中。在王墓IIM22墓圹头端,以公猪下颌骨为对称轴,左右各倒立摆放3件带彩绘木胎漆柄的玉石钺,以“豮豕之牙”的图示,表达修兵不战、威慑敌国的“上政”观念,以文德合和思想治国的政治理念。 陶寺城址内的早期王族与中期王族墓地的不同茔域,表明早中期之间王权的易手,是在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王族之间进行的,颇具有汉儒们竭力赞美与讴歌的“禅让”特征。不过历史是无情的,正是由于陶寺邦国以文德治国、禅让政权的天真政治理念和幼稚统治手段,导致了陶寺文化晚期的灭顶之灾,以肥足鬲为代表的外来入侵势力的征服使陶寺国破家亡,虽有短时的复辟,最终其国家政权连同文明还是被彻底摧毁,与发展成为中原王朝的命运失之交臂。 这一历史使命最终落在了河南龙山文化即王湾三期文化的肩上。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最早的王朝国家在伊洛平原诞生,从此步入了夏商周三代王朝国家新纪元,中国文明开始著称于世界。而中国传统认同的“地中”也被从晋南地区移到以洛阳为代表的伊洛地区,标准也从陶寺的1.6尺夏至影长改为登封告成王城岗的1.5尺,后来被周公所继承确定了东都洛邑的选址,故国宝何尊上的铭文称“宅兹中国”。 (全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5日第6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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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书扁壶,其上为朱砂书写的“文”字。资料照片

  已存在“地中”概念 

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行“山西·陶寺遗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全面介绍了山西临汾陶寺遗址37年来尤其是近10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与部分研究成果。

 

史前东亚第一大都城

  所谓中国,最初概念的缘起从字面上解读,应当是最初始的本义。“中国”本初概念显然由“中”与“国”两个子概念组成。“中”是“地中”或“中土”,“国”则是国家。只有当地中概念与国家政体合为一体时,才能形成“中国”本初概念。《周礼》记载,建王都必在地中。而地中的标准由某些历史上政治霸权中心所确定的当地圭表测量夏至影长来标定。《周礼·地官司徒》明确指出,地中标准为夏至影长1.5尺。同理,《周髀算经》所记载的1.6尺夏至影长数据,则是另一个地中标准。

王巍介绍,近40年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初步揭示出陶寺遗址是中国史前功能区划最完备的都城,由王宫、外郭城、下层贵族居住区等构成。兴建与使用的时代为距今4300~4100年。

 

陶寺城址的城垣可分早期和中期两个阶段的建筑。中期城址在早期城址上扩建,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堪称当时东亚第一大都城。

  2002年,陶寺遗址中期王族墓地大型元首墓ⅡM22出土一根木胎漆绘圭尺,残长171.8厘米,复原长度187.5厘米,圭尺上由间隔黑色和绿色格间以红色道标出刻度,其中包括陶寺本地二分二至,以及可与陶寺观象台20节令历法对应的其他16个节令。而陶寺圭尺刻度中有一个非常突兀的第11格刻度,从头端到此刻度39.9厘米。按照笔者研究25厘米为陶寺1尺的结果折算近乎1.6尺。这明白无误地表明,陶寺已经存在“地中”概念。

考古人员发掘出一个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夯土台基,展示出陶寺宫殿台基惊人的宽广宏大。而在陶寺晚期宫殿区废弃后的大量建筑垃圾堆积中,出土了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红硬似砖的夯土台基表面残块,其中建筑材料陶板残片是全世界目前发现最早的板瓦。

 

礼乐重器与等级分化

  构成完备的都城功能区划 

从王族墓地出土的随葬的陶鼓、石磬、铜铃等礼乐器,表明史上最早的礼乐制度已形成,尤其是特磬、鼍鼓、玉圭对后来夏商周三代的礼器组合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出土的彩绘龙盘、陶鼓、玉钺、玉戚等则可能是代表王者地位的礼器。其中,彩绘龙盘的图案被学者公认为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形象。

 

从发掘的1300余座墓葬看,陶寺墓地存在明显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等级已很明显,充分说明了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文明化进程。

  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揭示出陶寺城址的都城性质,中期外郭城面积280万平方米。宫殿区(或宫城)、王陵区、观象祭祀台、地坛、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大型仓储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不仅构成宫城与郭城双城制,而且构成了完备的都城功能区划。陶寺晚期的政治报复行为、独立仓储区的国库性质、元首墓葬诸多的王权标志物、陶寺文化遗址群向心型的中心与区域的关系等,都充分说明陶寺都城遗址所代表的社会已经进入国家社会。因此,迄今为止,陶寺是最符合“中国”本初概念的政体——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带有防御设施的王宫内,有一定数量的夯土宫殿建筑群,大的有8000余平方米,小的有数千平方米,还有与宫殿建筑相关的陶制建筑装饰材料的发现,都说明中国史前最初的宫室制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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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

 

2003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型圆体夯土建筑,确定为观象祭祀台。整个建筑遗迹总面积约为1740平方米。陶寺观象台总计12道观测缝,从观测点可观测到冬至—夏至—冬至一个太阳回归年的20个时节。

  多种证据显示陶寺都城遗址就是尧都 

自2003年12月22日冬至到2005年12月22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进行了两年的实地模拟观测,初步了解了陶寺文化冬至到夏至再到冬至一个回归年的历法规律。

 

陶寺观象台的发现,不仅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天文学史的探索起到了突破性的推动作用,而且证实了《尚书·尧典》中有关天文学的真实知识背景可以上溯到距今4000年前。

  陶寺遗址今属临汾市,在文献中称为“尧都平阳”。所以,判断陶寺城址的主人首先应考虑“帝尧”。然而要证实这一点,则需将陶寺遗址考古资料与文献关于尧舜的记载进行系统对应,得到比较完整的证据链。

陶寺就是尧都?

 

临汾古称“平阳”,史书记载帝尧曾建都于此,但长期以来,“尧都平阳”之说缺乏科学、翔实的考古资料的实证。

  首先,陶寺曾经出土过两个最早汉字系统的朱书陶文,其中“文”字分歧不大,而另一个字符争讼纷纭。笔者根据陶寺城址夯土板块技术、城址形状、黄土塬地貌等,解释为“尧”字,本意为“在黄土塬上用夯土板块建造的大城”,特指陶寺城址。因而,陶寺遗址出土朱书扁壶“文尧”二字自证陶寺遗址为尧都。此乃陶寺为尧都最直接的文字证据。

考古人员在陶寺晚期垃圾坑里发现了一只残破的扁形陶壶。扁壶上有两个红色字符。其中一个字符形态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多数学者认定为“文”字。但在扁壶背面还有一个红色的字符,其为上下结构,上为圆角方框,似象征着城;中为一横线,似象征着地平线;下部形似一人做跪拜样。对这个字符,有专家认为是“尧”,也有专家认为是“易”。扁壶上朱书陶文虽然在释读方面尚有分歧,但被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汉字。这强有力地拉近了“尧都平阳”文献记载与陶寺遗址考古发现之间的距离。

 

王巍说,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目前,没有哪个遗址像陶寺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等如此契合。后世历史文献记载、当地民族志资料、地名甚至方言等,也都指向尧都在临汾一带。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资料可与文献中关于尧都和帝尧史迹系统对应。

采访中,王巍和其他专家都明确表示,对于陶寺遗址一系列考古发现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在学术界还存在一些分歧,目前还没有到可以下定论的时候,还需要通过今后的工作,继续寻找可以一锤定音的确证。但不容否定的是,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尧都正走出传说时代,逐渐向信史转变。

 

  《尚书·尧典》说“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根据陶寺观象台考古发掘和天文学研究,初步判定陶寺观象台与圭表,可以得到一个20个节令的太阳历,其中包括二分二至、气候变化的节点、祭祀节日、粟黍稻豆农时。而农时是“敬授民时”最实用的核心,也是文德的实质精髓。

 

  《尧典》说“寅宾出日”。陶寺观象台东11号缝从夯土台基芯看,就成了一个门。从这个“门”可以看到冬至至4月26日、8月14日至冬至日日出,站在夯土台基芯上可以举行迎日仪式,这正是所谓“寅宾出日”。

 

  《尧典》说尧的文德光辉“光被四表”。根据汉儒的解释,四表是以地中中表为基点,对于大陆四至与大海之间畔上(今称海岸线)的标志点的指称,用圭表测影的数据来标定。由此推测,陶寺文化以陶寺城址的纬线约N35°53′,寻找欧亚大陆的东表点,今胶南市朝阳山嘴矶头,濒临黄海灵山湾,属古嵎夷;西表点位于今叙利亚拉塔基亚省,濒地中海,有可能古属流沙;按照陶寺经度线约E111°30′寻找南表点,位于今广东阳西沙扒月亮湾,濒南海,古属南交;北表点位于俄罗斯拉普捷夫海南岸上,濒北冰洋,古属狭义的幽州。先秦文献记载四海之内东西28000里即7000公里、南北26000里即6500公里。陶寺文化东西两表间距7563公里,误差率7.4%;南北两表间距为6113公里,误差率6%。由此表明陶寺四表的真实存在被隐藏在《尧典》“光被四表”四字之中。

 

  《尧典》称分别派遣羲仲、和仲、羲叔、和叔宅东、西、南、北进行测量。前文所论陶寺四表测量,跨地数千公里,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只能是长年持续逐步推进的,很可能在每一个作业区暂住一段时间,完成本作业单元测量之后,再向前推进。这才是当时可行的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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